和马志民相处的点滴回忆

　　时光过得真快。转眼马志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2个年头了，作为相识20多年，又共同参与华侨城创建的同事，我对这位领导始终难以忘怀……

　　初识马志民

　　我和马志民同志的初识，是一次纯粹的工作接触。

　　那是1982年盛夏，当时我还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以下简称侨办）任党组秘书。一天，领导找我下达任务，即刻随办党组书记、副主任林一心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去香港出差两个月，任务是考察了解侨办在港企业状况，研究在境外环境下如何加强组织建设、加快事业发展。我的工作是记录调研内容，回来完成给党组和中央的书面报告。

　　中央非常重视此次考察，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专门做了批示，强调境外机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注重队伍建设。

　　中央当时分管侨务的领导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以下简称廖公)，他在家里接见我们工作组，强调：要适应形势，立足香港，全面布局；要加强队伍建设，培养一批三四十岁、熟悉香港情况、适应当地社会发展的人才，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做好战略准备。

　　在香港的两个月里，我们全力以赴投入工作，每天都安排了频密的谈话、考察活动，对侨办在港单位所有中层以上骨干进行了接触、交谈。我第一次到香港，第一次直接接触香港中国旅行社（以下简称“港中旅”)，有机会全面了解了侨办在港企业及其骨干情况。

　　到香港前，听说港中旅是在港中资企业“四大家族”（其他指香港招商局、华润集团、中国银行)之一。通过实地了解，却感到当时的港中旅有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港中旅的前身是1928年成立于上海的一家民族资本的旅行社，后来迁到香港，解放后，归属到侨务系统，承担为华侨等“四种人”（指华侨、华人及港澳和台湾同胞)探亲、旅游服务的重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被西方封锁的情况下，它作为为侨服务的旅行社，为国家和侨胞们做了大量工作。

　　没有料到，声名赫赫的港中旅实力单薄得令人吃惊。我印象中的固定资产只有位于皇后大道中的一座小楼、两家小酒店和九龙分社一层楼。当时港中旅的主要业务收入来自国家给予的“特权”，即代办港澳同胞回乡证、台胞证，境内人员到境外公务出差购买家电等货物的“买单提货”业务。但这种状况，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已面临严重冲击。很显然，再靠吃“特权饭”已难以为继。

　　面对现状，焦急、忧虑、不满，议论纷纷，而想到的出路，无非是两条：一种是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对港中旅的传统业务“加大支持力度”，限制他人插足，继续享受特权；另一种则认为，必须认清形势、迎接竞争，打破传统模式，进行大力改革。前一种思路有一个典型说辞：我们从旧社会走过来，各种风浪见得多。香港社会到处是陷阱，千万不能冒失，我是见鬼多了，遇黑就怕……有一天，一个人的谈话令人眼前一亮。

　　这一天，安排总经理室成员、襄理兼港澳部经理马志民谈话。原以为他也无非摆摆情况、泛泛而谈，没料到，他竟阐述了一份完整的发展“纲领”。他提出，港中旅错过了很多发展机会，现在面临严峻竞争，不进则退。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特权饭”难成救命稻草，必须彻底抛弃旧思维，按市场规律办事，尽快拓展业务。为此，要以一业为主，多元化发展，走“集团化”经营路子；要充实实力，建立国内外分社，筑牢经营阵地和网络，建立自己的酒店群、运输车队和公司、仓库；看准机会，大胆出手，发展自己的地产业务，打通文锦渡，加强与广东及其他省市的联系，敢于用银行的钱解决发展资金的问题……当时，全场被他的发言震惊了。我暗想，这绝不是即兴发挥，而是认真准备、长期思考、深思熟虑的一套完整“政见”。此人只是总经理室班子一般成员，却能提出这样一份统筹全局、既大胆又扎实的方案，实在不易。他的发展“蓝图”深深打动了工作组，林一心主任后来的发问，显然已经是充分的认可、平等的探讨和明确的支持。

　　8月底，林一心同志接到中央通知，回京参加党的十二大，我们就提前几天离开了香港。之后不久，侨办调整了港中旅领导班子，马志民走上主要领导岗位。这之后，我们各在其位，各谋其事，再无联系，只是陆续听说港中旅随后几年发展迅速，马志民同志当初提出的构想，几乎全部陆续变为现实，港中旅成了行业“巨舰”和在港“四大家族”中名声日隆的重要一员。

　　深圳华侨城创建不久的1986年2月，港中旅正式变为香港中旅集团。与此同时，马志民也成为香港中资企业、香港商界甚至国内外旅游业界的“明星”。短短几年，发生如此巨变，一方面觉得是他生逢其时，另一方面对马志民的才干陡增钦佩之感。

　　十年共事

　　没想到四年之后，缘于深圳华侨城创建，我与马志民再次相聚，并且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共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国务院侨务机构“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邓小平同志诙谐地说，这个“庙”还要有，“菩萨”还是廖公。侨务战线春风拂面，大家憋足了劲，想为国家多做贡献。廖公及时提出了一个设想：在位于深圳特区的沙河华侨农场，创建一个以引进华侨等“四种人”的资本、技术为主的开发区，作为“新时期”侨务工作的窗口和基地，发挥辐射和影响作用，吸引更多华侨等“四种人”投身祖国建设。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习仲勋同志，出席1984年春的全国侨办主任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央明确提出，侨务工作的重心要尽快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三大任务”上来。会上公布了新的国务院侨办领导班子，廖晖同志出任主要领导职务。不久，由于廖公突然辞世，中央决定由叶飞副委员长继任分管侨务工作。

　　这年下半年，全国国内侨务工作会议在东莞召开。会上，根据叶飞同志的提议，将廖公提议创建的深圳华侨开发区命名为“深圳特区华侨城”，并在会后不久由侨办党组报国务院批准。接着，胡耀邦总书记亲笔题写了“深圳特区华侨城”几个大字。因为国务院批准发文的日期是1985年11月11日，所以，这一天就成了华侨城的“生日”。

　　叶飞当交通运输部长时，点将香港招商局负责人袁庚牵头开发蛇口工业区。这次，他以中央领导身份分管侨务，很自然地提出以蛇口模式开发华侨城。但有一点与蛇口有很大不同：蛇口是香港招商局的下属企业，而华侨城集团与中国中旅集团、港中旅集团是同属国务院侨办的三大直属企业，各自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这样，马志民作为香港中旅集团的总经理，同时又被任命为华侨城建设指挥部主任（后改为华侨城集团总经理），副主任有王谦宇、傅宁、刘卓礼等人。

　　当时，侨办机关很多年轻人关注华侨城，不少人想投身其中。我由于两个孩子尚小，不敢有此想法。但不料，1985年年底的一天，廖晖主任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华侨城筹建需要有熟悉机关情况和业务的人，你下去帮助一段工作，时间一年或一年稍长些。

　　1986年元旦刚过，我就随回京办事的王谦宇副主任来到华侨城。初期的华侨城指挥部机构非常精干，只有五个下设机构：办公室、人力资源组、计划财务组、业务洽谈组、规划工程组。我虽然是“帮助工作”，但安排我参加指挥部各种活动，同时兼任办公室、人力资源组两个部门负责人，还协助马志民分管旅游。由于工作分工，我和马志民、王谦宇接触很多。一年后，廖晖、梁灵光(时任香港中旅集团董事长)、莫燕忠（侨办副主任，主管人事）等领导率工作组来华侨城检查工作、考察班子，宣布我正式调至华侨城工作，任指挥部副主任（后改为副总经理）。从此，由“帮助工作”变成了班子正式成员，注定了我与马志民共事十年的命运。

　　起步初期的华侨城，正面临深圳的经济“调整”期，“压基建、上效益”成为主基调。一些社会舆论认为，在投资降温、外商观望的形势下，华侨城的上马“生不逢时”。但我们坚信“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时技术力量充足，基建成本下降，利用得当，正是发展良机。当时，马志民在主持全面工作中，特别紧紧地抓住两件事：一是抓总体规划和实施，二是倾力推进“锦绣中华”（开始叫“小人国”）项目。

　　规划出生产力

　　我到华侨城后参加的第一个会议是中层以上骨干会，听取新加坡规划师孟大强先生介绍总体规划。讲台上挂着一幅概念性的规划彩图，孟先生讲解规划的指导思想、原则、功能分布、道路设计以及人工设计与自然地形的关系处理……听完后，虽然觉得思路新鲜，但发现并未使所有人心悦诚服。有人议论。就这样一张图也没有太了不起。孟先生一个月只从新加坡来中国两三天，就拿年薪十几万美元，代价太高。

　　但马志民坚定地认为，花一定代价换来一个科学、先进的总体规划，完全值得。他充分相信、诚挚对待孟先生，只要孟大强从新加坡过来，他必定从香港赶回来一起工作。

　　大约在1987年一次指挥部班子会上，马志民针对有人反映“城区规划已大致完成，是否还有必要续聘孟先生”，语重心长地说，要算大账，一个理念先进、科学的规划思想，不是金钱可以简单衡量的。我当时虽然同意他的意见，但对他所说的理由体会并不深。

　　后来的一件小事深深影响了我，使我更坚定地支持他的意见。那时正处在深化规划阶段，工程还未全面铺开。为解决职工生活急需，指挥部开会研究在小学校前边的坡地（今湖滨花园）上先建一个临时副食市场。恰好孟先生从新加坡过来，马志民让他顺便看看几份设计图。这些方案基本上是一条直街的形式，区别只是建一层或两层、街道长短的不同。孟大强看过后，略加思索，向身边人要了张纸，画了两个同心圆，上边加了个民族风格的圆顶，形成一个圆形市场。他说：菜市场是生活设施，又是一种文化符号，这种形式可以让人有一种没有尽头、无尽享受的感觉，还可遮风避雨，形成舒适温馨的氛围，既满足了群众生活需求，美化了城区，又限制了乱摆买。构图并不复杂，但大家一听顿觉立意新鲜、别具一格。按照他的草图，菜市场建成后，不仅职工反映很好，社会上很多人也来购物或观看，仿佛成了一个景点，《深圳特区报》还图文并茂地加以报道。一个临时市场竟然成了一个热点，这件事，加深了我对规划设计理念重要性的认识，也更加信服马志民“重金引贤”的主张。

　　华侨城总体规划经过将近一年的打磨，特别是两次高层研讨会，终于尘埃落定。深圳市政府特事特办，一次性审批通过，并允许华侨城小区规划、单体建筑在不违背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自行审批实施，大大加快了华侨城建设的步伐。有人把深圳华侨城称为“城市区域建设的典范”“按基本建设科学规律办事的精品”，这都是缘于集团班子树立“规划无止境”“规划出生产力”意识的结晶。后来，任克雷同志接替马志民主持全面工作后，又组织了几次深化总体规划的编修，使华侨城这块“弹丸之地”在深圳城市规划方面起到了标杆作用，市委、市政府曾将其作为全市规划会议的参观点，国家城乡建设部多次组织各省会城市负责规划的领导前来参观。

　　在规划逐步变为现实的过程中，马志民的主导、坚守和认真起了重要作用，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表现出很大的魄力。1989年夏初，考虑到“锦绣中华”计划10月开业，马志民提出一定要把华侨城深南路段两侧搞出一个“城区”的面貌，首先要扩宽深南路。当时的深南路还是一条只有30米宽的狭窄道路，华侨城段两公里多长，路边土墙高耸，俨然一条乡镇土路。当时离10月初只有两个多月，资金又十分紧张。但马志民坚决主张筹集资金、加班加点也要干。经向市政府领导多次要求，终于获准提前上马。资金先自行垫付，待深南路整体建设完成后，再“据实拨返”工程费用。我们投入了2000多万元，将深南大道华侨城段扩展成今天的模样。当年国庆40周年前夕，一条70米宽、2千米长的现代化城市景观道路展现在世人面前，并成为一个样板工程。接着，南山区领导也加以效法，先行垫付资金，将辖区内的主要路段按同样规划设计标准加以扩宽改造。听说，全市的深南路扩展工程也照此方式提前实施。

　　与建设规划推进的同时，马志民以“绿的世界、花的世界、美的世界”为目标，将规划内涵扩展到现代城市文明层面，充分体现了他的追求。初期的项目如东方花园、何香凝美术馆、华夏艺术中心、集团总部大楼以及东西两大组团、城市雕塑、人行天桥、商业街、两个自然公园、中小学和幼儿园、职工宿舍等，相继建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华侨城风格和华侨城文化特色。

　　锦绣中华的情怀

　　我来华侨城前，就听说马志民开口就谈他的“小人国”。我当时一方面好奇，一方面惊奇。“小人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华侨城建设尚未起步，他怎么就会提出这样新奇的构想?来了以后，果然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不同看法，这些看法是基于建设资金紧张、项目孰先孰后的顾虑，十分正常。

　　当时上级定下的开发原则是“工业为主，肝胆俱全，环境优美，具有特色”，结果，开局的第一个大项目却是“小人国”。我记得，马志民当时不断强调：深圳经济正在调整，企业竞争激烈，我们东边有国家各大部委下属的电子集团、北方集团等，西面有蛇口工业区、南油集团等，它们都起步早、条件好，我们要吸引投资，就必须实施差异化发展。我在荷兰看到一个“微缩城市建设成就”的项目，很受启发。我们搞一个中国历代著名建筑的微缩园区项目，荟萃中华文明精华，“一日看尽千年华夏”，这是全国首创，我相信对境外投资者，特别是香港的“两个600万”（指当时香港600万居民和每年到港600万游客）有吸引力，对境内群众也有很大吸引力。

　　马志民的想法得以实施，侨办领导的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廖晖主任频繁来华侨城，不仅在开发建设的重大问题上定向、把关，沟通与广东省、深圳市的关系，而且在指导思想上鼓励改革探索，让一线负责人放手工作。同时，贯彻中央精神，利用华侨城这个平台和一些重大项目的落成，使侨务工作呈现出有声有色、风生水起的局面。这些都给了马志民和华侨城建设者极大的支持。

　　马志民精心策划“小人国”，把国际视野、专业标准、开拓精神和爱国情怀相结合，几乎访遍了当时能找到的全国古建筑、园林、雕塑、绘画、工艺、民俗等方面的专家，有的被聘请到现场指导。同时唯才是举，面向市场招聘专业人才。在选拔第一任总经理时，他把任务交给我，我提出的具体条件，他完全同意。于是我们就“张榜招贤”。有人推荐核工业部在深企业华泰公司刚退休的总经理、党委书记李日余同志，我立即上门拜访，动员他出山，但他在表示“考虑考虑”后几天，回话说：身边朋友劝他“别冒这个险，将一世英明毁于最后一程”。马志民听说后，立马亲自上门动员，并同意我们提出的建议，允诺他每天上半天班，只要能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就行。李日余同志被我们的诚心所感动，答应出山，不仅没有享受“半天工作”的优待，还全力以赴地抓进度、抓质量，使工程项目顺利完工。

　　锦绣中华项目竣工后，马志民多次在现场开会，要求园区管理、服务要创造中国旅游产品的国际形象，达到一流的国际标准，并从“洗手间文明”抓起。临开业前，他特意安排我带队，率园区管理高层到东京迪士尼乐园考察。

　　“锦绣中华”是华侨城项目建设的开篇之作，其成败直接影响到后续发展，马志民不但倾注了大量心血，更注意吸纳各种有益建议。广东省委老书记任仲夷先后多次到工地视察。有一次，他与省里几位老领导看过现场后，亲自写信给市委李灏书记，一方面充分肯定项目的思路，认为景点虽然“微小”，却给人“伟大”的感觉，使人“看了小的想到大的”“看了假的想看真的”，同时，也尖锐地提出一条意见，建议不用“小人国”名字，因为按照中国语汇，堂堂中华不能与“小人”并提。马志民欣然接受任老的意见，从此，在园区建筑和一切资料中摒弃了“小人国”的称呼。

　　锦绣中华于1989年国庆试营业，兴旺的景象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期望。到正式开业时，国务院侨办、国家旅游总局把它作为一个重大侨务活动和观光旅游盛事，邀集了海内外1500多名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同胞，中央有关部门、广东省、深圳市领导人出席，在境内外形成了轰动效应，对复苏当时的旅游市场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被国家旅游总局领导称之为“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里程碑”。

　　旅游项目的“组合拳”

　　锦绣中华的成功并未使马志民满足和停步，园区还未正式开业，他又提出创建“中国民俗文化村”的设想，并派出几路人马到各边疆民族地区“采风”，采集地道的民俗风情、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建筑资料和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服装饰物等。

　　他说，廖公提出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纵横九百六”很有启发性。如果说锦绣中华是纵向展示我们的文明脉络，那么民俗村就是横向表现民族大家庭的现实景象，两个园区经纬相交、一脉相承。民俗村是在沿海地区“无中生有”凭空而建，处理不好容易触及敏感的民族政策，马志民以高度负责、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各景点的安排、名称、56个民族的平衡等一一仔细研究，还请国家有关部门给予指导，力求要有好的经济效益，更要有好的社会效益。最后根据景区面积建成了21个民族、24个村寨景点，既有单个民族生活情景展示，又有综合反映各民族文化的大型文艺表演，游客既可观赏，又能参与互动，体现融入式、立体型，具有丰富人文价值的民俗村，1994年、2009年、2014年三次被国务院授予中国民族团结模范集体。

　　1992年年底，时任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专程前来考察，他当晚回到宾馆后打电话给我：你们的民俗村让我感到，深圳不仅是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的特区，也是民族团结的窗口。他回到北京后不久，就派人专程送来用汉、维两种文字书写的“多彩的长廊，成功的尝试”题词。

　　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期间来到锦绣中华和民俗村，在维吾尔村寨饶有兴趣地观看了表演，又坐电瓶车到布达拉宫前留下了全家合影。江泽民及多位中央领导也来过民俗村视察，多国首脑、政府领导，知名人也纷至沓来。美国前总统布什游览民俗村后高度赞赏，当他听说港中旅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建设“锦绣中华”时，当场表示他一定要参加开业典礼。后来开业时，他虽然因故未来，但以发贺电的方式表示祝贺。

　　“民俗村刚开业，马志民又迅疾启动了“世界之窗”项目。他说，改革开放不但意味着“请进来”，我们也要“走出去”，学习和借鉴世界文化精华，这也许就是他推动“世界之窗”的“初心”。经过一年多规划设计，两年多建设施工，1994年4月28日，占地近50万平方米的“世界之窗”试营业，相较前两个项目，其气魄更加博大、宏伟，工程更加艰巨、复杂，林林总总118个景点，一下子展现在深圳湾畔，使海内外游客惊喜不已，为深圳这座国际化城市增添了一个与世界交流的平台，在国内首创的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打造的“世界舞台”，使不少国际著名旅游企业都感到惊叹、佩服，纷纷前来建立业务联系。其中世界之窗与法国“未来世界影视城”的交往成为中法文化旅游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1994年8月，时任法国参议院议长莫诺里先生率队与深圳市政府签署友好城市意向书，他们一行参观“世界之窗”后，被景区建筑和表演震撼，在埃非尔铁塔下，他拿起麦克风激动地说：“你们看多漂亮啊！是不是像到了法国、到了巴黎?”当即向陪同的市领导说：我正在为“未来世界”寻找合作伙伴，这个企业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对象。同时提出，让陪同市领导的我参加厉有为市长为他们举行的招待宴会。在宴会上，他从人群中找到我并向我敬酒，又当场提出让我参加深圳回访团访法。于是，访问团临时增加了我和世界之窗总经理任焕章。到法国后，他亲自见证了世界之窗与巴黎“未来世界影视城”缔结合作协议，并促成了中、法员工互换到对方企业学习、工作，一时传为美谈。

　　留在心中的记忆

　　我常想，在同时主持两大集团的情况下，还亲自策划和操盘旅游项目，从锦绣中华到民族村、世界之窗，十年成就，一气呵成，马志民的创想和思路如泉水喷涌。最初的动因究竟是什么?难道就是单纯的吸引投资、实现工业为主的方针吗?我相信，这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经常讲的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发展道路。目标既定，他就执着追求，拼命去干。他几次在员工大会上讲话时，高血压发作，不得不中途停下，休息后再复会继续。在国务院侨办领导的坚强领导下，他带领职工一路创造奇迹：港中旅从他主政开始迅速崛起，华侨城从成立时总产值不到一亿元、总体亏损的状况，在历任领导和广大职工的努力下，发展成以旅游文化为特色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涌现出一批熠熠生辉的名牌企业，成为深圳市最早实现产值过百亿元的企业集团之一。在华侨城广大员工努力下，2017年，华侨城旅游企业接待人次达4288万，连续五年跻身主题公园全球四强、亚洲第一，总资产达到3199亿元，营业收入80l亿元，利润总额实现191亿元……抚今追昔，不能不想到马志民。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他在广州第六人民医院进行换肾手术前一天。那一次见面成了我们的永诀。他辞世已经12个年头，但历史不会忘记他，华侨城的职工不会忘记他，深圳的建设和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史会铭刻他的名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就是一座座丰碑，日复一日潮水一般的观光客，就是对他最好的慰藉。

　　（文章转载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书籍《从前有座山》，于2019年1月15日经张整魁先生同意发表，本文内容以书籍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