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源有礼

　　有这样一个地方，她虽然面积不大，却是春秋战国、楚汉相争、中原战乱时期，大批北方世家大族南迁的避难地；她虽然人口不多，却以优美的生态环境继承徽州文化、接收山越文化、吸纳赣鄱文化；她从生产、生活、信仰到人生礼仪、历史传说、民间歌谣等，均深受朱子文化的影响，有着浓郁的地方乡俗遗风……没错，拥有这些鲜明特征的，正是“梦里老家、最美乡村”婺源。

　　婺源，这颗镶嵌于江西省东北部的绿色明珠，论地形地貌、自然气候、山川河流等，并没有十分显耀之处。然而，北方的变乱却给这里带来了大变革，让这里一度自守自安的农耕文明增添了儒家文化、书院文化、建筑文化等。久而久之，这里的先民也被先进文化所浸润、所同化，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和谐景象。婺源由此在历史长河中脱颖而出，在优美的生态环境，厚重文化积淀的孕育下，一位世界级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子从这里走出。

　　走得出朱子，自然也走得出詹天佑、金庸、汪应蛟等一批声振寰宇的各界精英，让婺源赢得了“书乡”之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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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婺”字，即是“文武双全之美女”。有了朱子，更充实了“诗礼人家”。婺源，总在不经意间带给人们以遐想、以憧憬、以眺望。有了朱子，让婺源在古徽州“一府六县”中显得略胜一筹，也让江西省的文化自信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为“江西风景独好”挣足了世人敬仰的目光。

　　朱熹像

　　“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朱子，作为儒家道统的忠实继承者，他终身以整理、宣扬、维护、创新儒家思想，推行理学道统为己任。朱子理学所包含的注重民族气节、重视品德修养，讲求以理统情和自我节制以正心、发奋立志以图强等论说，无不深深地影响着婺源的风尚、礼仪、习惯等民俗的发展和变化。

　　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其重要的思想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重建，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作为传统儒学的集大成者，朱子更以一种宏伟的理论气概，让原本处于散落状态的儒学，具有了严密的哲学逻辑体系，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统治思想的代表，在中国文化史上赢得了与孔子比肩的地位。正所谓，“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两阙里，曲阜与婺源”。

　　朱子生前虽然在家乡讲学传道的时间不太长，但婺源人对这位乡贤充满了深厚的感情，朱子遗迹在婺源保存完好，成为“活教材”。千百年来，婺源“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蔚然成风，朱子文化融入婺源人的血脉，生生不息。婺源，“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路和庄园”，境内千百个村落星罗棋布而聚族而居，由于受不同文化的影响，虽然“三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但朱子理学思想是婺源人共同的“精神密码”。“孝顺父母”“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等朱子理学道统，是婺源祠规祖训共同的“名言警句”。这种差异化里的趋同、多样性里的统一，实属罕见，值得考究。在朱子文化的浸润下，婺源不管是文人绅士，还是山民工匠，待人接物、言行举止都讲究礼仪、谨守规矩，成了中国“礼仪之邦”一道靓丽的人文景观。你看，即便是批评别人做事无厘头、不讲理，婺源人脱口而出的是“没名堂”“没者也”……这些话语，无不渗透着儒雅之气而又意味隽永。婺源方言之美，如此可见一斑；婺源文化之美，由此可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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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一种文化所占据的地理体量，往往决定着这种文化的能量。放眼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逐渐衰微的一个原因在于它的体量狭小。然而，婺源却以她不大的地理体量，释放着巨大的文化能量。究其原因，正是朱子文化起到着“压舱石”的作用，它让“书乡之舟”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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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主要特质，礼乐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素有“礼乐之邦”“礼仪之邦”的称谓。在朱子看来，“礼是有序，乐是和乐”“事得其序之谓礼，物得其序之谓乐”。为使人们的言行举止各从规矩，朱子遂在传统礼制的基础上，著《朱子家礼》一书，对通礼、冠礼、婚礼、丧礼和祭礼五个部分，作了具体的规范。该书博采众家、融汇古今，由于历代统治者和地方儒士的竭力推行，婺源“冠婚丧祭，一遵文公《家礼》”一直延续至今。

　　朱子是一位讲理的大儒，他讲两个理，一个是“道理”的“理”，一个是“礼貌”的“礼”。同时，他把“礼”看作是对“理”的践履，“如果理是知；那么，礼就是行”。他强调礼对人的约束作用，认为人只有“动必有礼”，才能“不背于道”。如此看来，《朱子家礼》是将“天理”与“人礼”有效对接，是将形而上的理学思想世俗化的一种社会探索。其中，朱子的环境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应当尊重自然、爱护万物，并且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应为一体，相互协调、相互发展，这对婺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婺源村落的选择、住房的建造、堂室的布局以及围绕着“家园”所形成的种种风俗习惯等，都与朱子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婺源文化旅游的制胜法宝。朱子的这种环境伦理思想，对于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亦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

　　在婺源，朱子礼学就像一种文化基因世代相传，在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中陶冶着婺源人的志趣情操。这些礼教，一举一动中，无不渗透着对生态的敬畏、对苍生的敬重和对文化的敬仰。你看，就连农村养牛户遇到母牛生小牛，也会用米粉做成小牛粿，到村里村外的分叉路口去供献山神菩萨，祈求保佑小牛平安长大。同时，将小牛粿分送左邻右舍，以庆小牛出生。这种对生命的敬重之礼，闻之，令人感动。

　　由于受《朱子家礼》的影响，婺源人十分注重家庭教育，扣好孩子们人生成长的“第一粒扣子”。就连刚出生的婴儿，家长们都在新生儿洗三朝后穿新衣前，用红头绳在婴儿的手臂上缚一圈，直至满百天后才解开。这种“缚手”习俗，为的是防止孩子们长大后喜欢打架斗殴或发生偷盗行为。在婺源，“蒙童开笔礼”也贯穿古今，难能可贵。正是这样的“未雨绸缪”，造就了婺源人的温文尔雅、彬彬有礼。

　　你看，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明清官邸群落沱川乡理坑村，明朝工部尚书余懋学、吏部尚书余懋衡、礼科给事中余懋孳等京城高官，他们返乡建造的尚书第、天官上卿、大夫第等官宅，无不儒雅厚重又与村落风貌协调统一，清新隽逸、淡雅明快。作为京城高官，余懋学他们并不高傲自大、我行我素，而是与村民低调共处、谈笑风生。在他们的示范引领下，理坑村“青山浓翠、绿水渊环，园池整洁、檐宇森齐”，维护了村落秩序、创造了艺术瑰宝。理坑，原名理源，寓意理学渊源。在朱子礼学的浸润下，使得理坑村列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不同凡响、弥足珍贵。

　　理坑村，正是朱子礼教的生动实践和感人写照。

　　我想，余懋学等历史名臣都属于文人当政。他们坚持以德润身、以文化人、以理服人，深受皇帝欣赏和百姓欢迎。事实证明，受益于朱子礼学熏陶的婺源官员，大多是内圣外王之良才：既有“报国惟无私”的南宋名臣汪澈，也有“浩然正气垂千古”的南宋名臣李芾，更有“一门九进士”的明代官吏潘珏、潘珍、潘旦、潘选、潘鉴、潘錡、潘潢、潘镒、潘釴，等等。当然，“师夷制夷扬国威”的明代名臣汪鋐，官拜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也是婺源“文武双全之乡贤”的典型代表。放眼古今，亦是我国罕见之英才。

　　朱子的礼学研究，始终不忘化民成俗的现实关切，他的《朱子家礼》就是一部把礼学理论付诸社会实践的千古佳作。可以说，化民成俗是朱子一生的政治追求和终身践履的政治担当。他作《大学章句集注》，坦言其目的是，为“国家化民成俗”，为“学者修己达人”。婺源人讲究坐不争上、食不争多、行不争先的“三不”礼节，诚信礼让、民风谦和。当地大小村落里的宗祠，无不写着朱子“礼、义、廉、节”四字箴言，“诚信为要、礼让为先”是婺源人共同的“行为准则”。

　　作为宋代家庭文明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一书将朱子理学思想应用于庶民、影响于草根、浸润于家庭，稳固了“守名分”与“实爱敬”的家礼之本，规范了百姓行为，净化了百姓心灵，维护了社会秩序，孕育了婺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淳朴民风，成为社会德育的生动教材。

　　从2018年开始，婺源创新实施朱子文化进机关、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进景区、进企业的“六进”工程，让朱子理学“遍地开花”，使得朱子“小讲堂”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大看点”。各中小学校举行“释菜礼”仪式，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推广普及“微家训”工程，涵养社会文明风气；把朱子经典诗词谱写成适合传唱的歌曲，创作以朱子文化为背景、以朱子事迹为题材的文学、演艺、电影作品等，在不知不觉中浸教化着普通百姓。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在发展旅游过程中，婺源还按照“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理念，创新成立旅游志愿服务员、旅游服务质量监督员、旅游专业讲解员、旅游义务宣传员、旅游纠纷调解员等“五员”队伍，人人争当旅游“宣传员”“志愿者”“实干家”，人人“视、听、言、动”皆有礼节，城乡呈现了“人人是旅游形象、处处是旅游环境”的喜人局面。

　　我常常想，在大力推进全域旅游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要强调依法治旅，出台《江西省旅游者权益保护条例》，设立旅游法庭、警务室等；另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婺源样板，依礼治旅，以德化人，以理服人，无论是旅游者还是旅游景区的经营者和人民群众，都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提升服务质量，完善旅游环境，我们就一定能化解各种矛盾，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