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酒店时刻 > 玩乐全球 > 正文

安迪·沃霍尔：北漂难？纽漂也很难好吗！

2018-10-02　来源: 凤凰网　热度: 举报

分享到：

T + -

　　原标题:安迪·沃霍尔：北漂难？纽漂也很难好吗！

　　像每一个在大都市里孵化着的年轻人一样，安迪·沃霍尔也丧过，怀疑过自己得了心理疾病，社恐，内心敏感，跟一堆人合租过，挤在有蟑螂的公寓里，在女友面前出丑，孤独没人理，怀疑爱情……

　　他是文艺青年弄不懂的梦幻代表，躲在一个黄金年代的世界中心，用一双没有温度的眼睛，俯视着灿烂焰火下的纸醉金迷，以及众生身后的涓涓凄凉。

　　《波普启示录》中，沃霍尔借助全新的口语化的译者风格讲述他自己，这是最真实的沃霍尔，诚实到残酷。

　　爱（青春期）

　　50年代末期，在我人生的某个特定时段，我开始觉得从朋友身上沾染了他们的毛病。一个朋友卷入一段与已婚女人的绝望关系，一个朋友纠结于他的同性恋倾向，一个我崇拜的女性友人在与她强烈的精神分裂症做斗争。我从来没觉得我有病，因为我从来不刻意拿概念框住自己。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朋友的那些病就像传染病菌一样，也在我身上蔓延。

　　于是我决定做精神分析治疗。在我认识的人里，谁要是没去看过心理医生才叫不正常。我觉得我应该找专业人士定义我自己的病——如果，我真的有——总好过聆听朋友们的病情并做出共鸣。

　　童年时，我曾经有过三次精神崩溃。一次是八岁，然后九岁，十岁，差不多每年发作一次。舞蹈症总是在暑假的第一天发作。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会在整个暑假抱着我的查理·麦卡锡娃娃躺在床上听着收音机养病。床上和枕头下到处散落着我没剪好的剪纸娃娃。

　　我父亲总是去矿区出差。我几乎没怎么见过他。我母亲会用她浓重的捷克斯洛伐克口音给我念书，她努力做到最好，但是当她读完整本的《迪克·崔西》，我一个字都没听懂。但我总是说，“谢谢，妈妈。”每当我完成一页图画书的涂色，她会给我一条好时巧克力作为奖励。

　　回忆中学的日子，我唯一能想起的是要走很长的路到学校。穿过捷克犹太人的聚居区，还有那些飘荡在晾衣绳上的东欧女人的头巾，那是在宾夕法尼亚的麦基斯波特。我不是很有人缘，但也有那么几个好朋友。我跟谁都不太亲近，但不是刻意的，当我看到孩子们说悄悄话的时候，往往有被冷落的感觉。没有人想对我吐露心事——我不是他们想一起分享秘密的人。每天我们都会经过一座桥，桥下扔着用过的避孕套。我经常大声问那是什么，他们就笑我。

　　有年夏天，我在百货公司做兼职。就是帮传奇的沃尔默先生（Mr.Vollmer）浏览《Vogue》《时尚芭莎》以及欧洲的时装杂志，从中找出很棒的“点子”，我不记得我曾找到过或想出任何点子。他付给我一小时50美分。沃尔默先生是我的偶像，因为他来自纽约，这点看上去很令人振奋。尽管我还从来没想过自己去纽约。

　　但是在我十八岁时，一个朋友把我塞进克罗格（Kroger）的购物袋里带到了纽约。

　　我仍然期望与人亲近。所以我一直有室友，我想象我们变成好朋友分享彼此的问题。但我总是到最后才发觉他们真正的兴趣是找个人分担房租。在曼哈顿大街与第103街交界处的地下室，我一度有过17个室友，但没有一位与我分享过真正的问题。

　　他们都是创意毛孩——那儿有点像艺术家公社——所以可以想见，他们一定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一个都没有听到过。他们在厨房为谁吃了谁的萨拉米香肠打架，差不多就是这类事儿。那些日子，我每天都工作很长时间，所以我估计我其实也没什么时间听他们的问题，即便他们想向我倾诉。但我仍然感到受冷落且为此受伤。

　　白天我满城找工作机会，晚上回家画画。我在50年代初的生活就是这样：画贺卡、水彩画，时不时地去咖啡馆听诗歌朗诵会。

　　关于那段日子我记得最清楚的除了没日没夜的工作，就是蟑螂。我住过的每个公寓都有蟑螂。我永远忘不了那种羞辱，我在《时尚芭莎》编辑卡梅尔·斯诺的办公室打开我的作品集时放出一只蟑螂，它一直爬到桌脚下面。她实在太替我难为情了，于是给了我一份工作。

　　总之，我的室友数量多到难以置信。

　　如今，我每次晚上出门玩的时候都会在城里遇到一个我曾经的室友，而他铁定会对我约会的对象说：“我曾经和安迪住在一起。”我的脸唰地就白了——我意思是更白了。当同样的情景发生过几次后，我约会的对象就被唬住了：你怎么能和这么多人一起住过。特别是现在我以独来独往著称。而现在，那些把我想象成60年代媒体口中的派对狂、每次到达派对时都有不下六人随行的人，又好奇我怎么好意思说自己独来独往。

　　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在我人生中最具群居性的时期，希望交到知心朋友的时候，我没有找到一个接受我的人。所以我感觉孤独的时刻，是我最不希望孤独的时刻。当我决定宁可保持孤独也不再希求谁来跟我分享心事的时候，却有无数我从来没见过的人开始追随我，给我讲我已经决定最好还是不要听了的他们的事。当我决心变成一个独来独往的人的时候，我开始拥有了大量所谓的“追随者”。

　　当你停止渴望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它。我发现这绝对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由于我觉得从朋友身上沾染了他们的问题，于是我去格林威治村看精神医生并告诉他关于我的一切。我给他讲我的人生经历，以及为什么我开始觉得没病但后来又觉得有病。他说他会给我电话确定下一次诊疗的时间，这样我可以多讲讲。但是我从来没有接到他的电话。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他说给病人打电话却没有打的做法非常不专业。

　　从精神诊所回家的路上我路过梅西百货，为了从忧郁中出来我买了我的第一台电视机，美国无线电公司出产的19寸黑白电视。我把它带回我独居的公寓，位于东75街的EI之下。我很快把精神医生忘得一干二净。我一天到晚开着电视，特别是当人们在把他们的问题告诉我的时候，我发现电视太吸引人了，丝毫不会让我在听他们问题的时候分心。就像魔法似的。

　　我的公寓在雪莉海报女郎酒吧楼上。有时梅宝·默瑟尔（Mabel Mercer）会屈驾来此演唱《你是如此可爱》。这是幢不带电梯的五层建筑，起初我住在五层，当二层空出来的时候，我一并租了下来。这样我就拥有了两层房间，只是互不相连。买了电视以后，我在电视层待的时间越来越多。

　　我决定做个独来独往的人之后的那些年，我变得越来越有名，同时我发现我的朋友越来越多。

　　专业上我做得很好，我有自己的工作室，自己的雇员，甚至安排他们具体住在工作室的哪个地方。那些日子一切都很宽松，有弹性，工作室里昼夜都是人，朋友带着朋友来，唱机里放着玛利亚·卡拉斯，整个工作室有一大堆镜子和锡箔。

　　那时候我已经做了我的“波普艺术”宣言。于是我有很多工作等着做，很多画布等着展开。通常我从早上十点工作到晚上十点，回家睡一觉就回来接着干。当我走进工作室的时候，昨晚我离开时的那帮人还在，仍然干劲十足，仍然伴着玛丽亚的歌唱和无处不在的镜子。

　　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觉察到人可以有多荒唐。举例来说，一个姑娘进了电梯就不再出来，在里面待了整整一个星期，直到人们拒绝再给她提供“可乐”。我并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一整出戏码。但鉴于我是付房租的人，我猜想某种程度上这实际是我的戏码。但是不要问我这演的是哪出戏，我真说不上来。

　　工作室的位置很棒——在第47街和第三大道的交汇处。我们经常看到示威游行者走在去联合国的路上，看到教皇从第47街经过，前往圣帕特里克大教堂，还有赫鲁晓夫。这是一条美好且宽广的街道。开始有名流路过我的工作室，来看一眼传说中永不停歇的派对，我听说这其中包括凯鲁亚克、金斯堡、方达和霍珀、巴尼特·纽曼、朱迪·嘉兰和滚石乐队。

　　地下丝绒乐队开始占据工作室的一角排练，之后的1963年，我们开始了带着许多媒体穿越全国的混合媒材公路巡演。就是从那时候起，所有东西都开始茁壮生长。

　　反主流、亚文化、波普、超级明星、迷幻药、声色犬马、迪斯科——所有我们认为是“年轻又时髦”的事情——可能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总有派对正在进行中，不是在地下室，就是在屋顶上。如果地铁里没开派对，那一定在公共汽车上。如果船上没开派对，那一定在自由女神像上。人们永远穿着去派对的衣服。

　　《所有明天的聚会》是地下丝绒乐队的一首歌，过去他们经常在“荡”（Dom）演唱，那会儿下东区褪去移民特色，变成亚文化的潮地。“那个可怜的姑娘该穿什么/去参加所有明天的聚会。”我真心喜欢由地下丝绒演奏、Nico演唱的这首歌。

　　在那些骄奢淫逸的日子里，你得很有钱才买得起流行的衣服，来自像帕拉菲娜丽亚（Paraphernalia）精品店或者设计师老虎·莫茜（Tiger Morse）的专卖店。老虎会去克莱因和梅斯那样的市场买两美元的衣服，撕掉上面的花和装饰带，放在她的店里以400美元卖出去。她对配饰也是一个路数，给从超市倒来的小饰品粘点杂碎，转手就卖50美元。她有一种神秘的能力，可以立即识别谁是真正的买主。有次我见她看了一个精心打扮的姑娘一眼就对她说，“我这儿没有可以卖给你的东西。”她总是振振有词。她会买下所有闪闪发光的东西。她是自带电池的发光衣服的发明人。

　　在60年代，每个人都对他人感兴趣。迷幻药对此小有助益，突然间，所有人平等起来——社交新人和司机，女仆和长官。我的一个朋友，从新泽西来的英格丽带着新姓氏回到大家中间，配她新开创的有一搭没一搭的演艺事业十分合适。

　　她叫自己“英格丽·超级明星”（Ingrid Superstar），我敢肯定是英格丽发明了这个词，有任何异议，请把在英格丽之前印有“超级明星”的新闻剪报拿给我看。我们去的派对越多，她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的次数也越多，英格丽·超级明星，然后“超级明星”开始成为媒体上的常用词，直到今天。几周前，英格丽给我打电话，她现在每天和缝纫机打交道，但是她的名字仍在世上流传。不可思议，是不是？

　　60年代，人人对他人感兴趣。

　　70年代，人人开始抛弃他人。

　　60年代杂乱无章。

　　70年代空空荡荡。

　　当我拥有了我的第一台电视机，我不再在乎与人建立亲密关系了。我曾经受过很多伤害，痛苦程度是只有你太在乎才会感受到的。所以我猜我曾经很在乎，在人们还没有听说过“波普艺术”“地下电影”和“超级明星”的那些日子里。

　　所以从50年代末起，我开始了和电视机的恋爱并持续至今，我在卧室里同时和四台电视调情。我一直没有结婚，直到1964年遇到了我妻子——我的第一台录音机。我们结婚差不多有十年了。当我说“我们”的时候，就是指我的录音机和我。很多人都没弄清这一点。

　　对我的录音机的占有，终结了我可能拥有的情感生活，不过我乐见这一点。再也不会有问题，因为一个问题意味着一盘好录音。当一个问题转化成一段好录音后，它就不再是问题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就变成一盘有趣的录音。每个人似乎都知悉这一点，当她知道你在录音后，会表演得很来劲。你根本无法区分哪个问题是真的，哪个问题因为被录音而被夸大了。更夸张的是，给你讲述问题的人，最后也分不清楚他们是真的有那些问题还是在表演。